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一系列的危机救助和刺激性政策、大幅度的金融监管改革，拯救市场及机构于水火之中。这些举措的目的是避免金融危机重现。2018年，即危机爆发十年后，金融市场呈现出的发展态势似乎出人意料：虽然去杠杆进程不断推进，但全球债务问题日益严重，债务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了危机前的水平;虽然金融监管改革防范“大而不能倒”，但是银行集中度逐步提升，影子银行规模仍在日益扩张;虽然量化宽松政策逐步退出，但其后续效应持续发酵，全球资产价格泡沫累积;虽然主要经济体推行了严厉的金融监管改革，但是全球最大经济体美国已经开启了放松金融监管的新周期。这些似乎有悖于十年来推进的一系列金融改革初衷，诸多意外发人深省。

全球传统银行集中度呈上升趋势

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国加强对金融业务的审慎监管，从宏观和微观层面，构建了全面、严格的监管体系。金融监管的强化改变了全球金融市场环境，使得一些竞争力弱的小银行逐步被淘汰。金融稳定委员会(FSB)发布的报告显示，危机后大部分国家的银行数量都出现了下降的现象,这是强监管下市场竞争的结果。

与此同时，全球银行业也出现集中度上升的趋势。除中国外，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银行集中度都有所上升。在以美国、欧盟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和地区，银行业集中度的上升是银行为应对危机和强监管带来的不利影响，进行相互并购、收购的结果;在以印度、巴西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银行集中度的上升归因为金融体系原有银行数量较少，且这些银行在过去十年稳步发展。而中国由于处于金融市场化改革中，农村信用社改制为农村商业银行，降低了银行业的集中度。

银行业集中度的上升带来了诸多影响：其一，集中度的上升将信贷资源集中于少数银行，产生更多大型银行机构，“大而不能倒”风险日益增加;其二，银行集中度过高会抑制产业结构优化，因为银行业差异化的竞争将能更好地满足不同层面企业的信贷融资需求。

影子银行规模增长迅速

欧美等国家和地区为了应对危机所导致的经济衰退，采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大量流动性被释放出来，资金亟须找到投资标的。强监管下，大量资金涌入影子银行，导致全球影子银行资产规模持续扩大。根据FSB发布的《2017年全球影子银行监测报告》的统计，截至2016年年底，29个经济体狭义影子银行资产规模为45.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7.6%。多数国家影子银行增速都超过了同期GDP的增速。这里的狭义影子银行是指信用中介中具有期限错配、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转换和高杠杆等，可能威胁金融稳定的非银行实体。影子银行从商业银行融入资金增加，成为影子银行规模增长的驱动因素之一。

目前，影子银行的非银行信贷业务规模依然在扩张时期，影子银行自身业务风险值得关注。虽然大部分国家和地区传统商业银行的规模远大于影子银行，但影子银行从商业银行融资规模的上升，加大了与商业银行、实体经济的关联程度，构成了日益复杂的金融关联网络。同时，影子银行与商业银行由于经营上的相似性形成了共同风险敞口。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表明，单点风险会通过关联网络和共同风险敞口进行传播，演变成为系统性风险，最终传导至实体经济造成损失。影子银行的潜在风险不容小觑。

债务规模激增

为了应对危机造成的不利影响，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不同程度地采取了以积极的财政政策为主导的刺激政策，导致全球债务水平迅猛增加。根据国际金融协会(IIF)的统计结果，截至2018年第一季度，全球债务规模为247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318%，超过了危机时的水平。

从债务结构来看，发达国家债务规模的主要增长驱动力来自于政府债务的大量增加，但是家庭部门负债比例有所下降。

量化宽松政策和长期的超低利率为发达国家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自危机后，发达国家的政府部门债务总体上呈上升趋势。虽然发达国家凭借其自身经济实力和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发生主权债务危机的概率不高，但过高的政府债务规模会限制财政政策的实施空间，一旦经济出现下行，赤字率过高的政府难以出台有力的财政政策刺激经济，政策空间受到严重影响。

与发达经济体不同，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家庭(南非家庭部门除外)、政府以及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水平均呈现明显上升态势。当全球流动性充裕、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势头良好时，债务规模并不会引发偿付危机。在经济不确定性增加、国际市场流动性收紧的环境下，新兴经济体各部门债务水平的持续高位，最终会导致实体经济增长率下降，降低一国主权债务的可持续性。其具体传导路径体现为：在全球流动性收紧的背景下，政府债务水平较高的国家会引起债券市场投资者的不利预期，提高债务国的国债收益率，而国债收益率又是金融市场的基准利率，国债收益率的上行会导致金融市场利率的上升，提高企业融资成本，从而对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与此同时，规模巨大的家庭部门债务会对消费产生挤出效应，而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债务规模则会抑制企业投资意愿，不利于发挥企业投资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2015年年底以来，美国开启加息进程，全球流动性开始边际收紧，新兴经济体可能迎来负面冲击，面临资本流出、货币贬值等风险。由于新兴市场的主权债务结构中，外债占比较高，主权债务偿付风险势必会导致主权货币大幅贬值。2018年以来，政府外债规模较高的土耳其、阿根廷、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均出现了主权货币大幅贬值的现象，使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和全球金融市场面临动荡。

资产泡沫快速膨胀

得益于全球发达国家的量化宽松政策，国际金融市场流动性充沛。全球金融周期处于低波动的繁荣期，促进资产价格泡沫累积。不同于实体经济投资周期长、投资收益低的特点，以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为代表的虚拟经济，以其周期短、收益高的特点，吸引了大量资本进入。事实上，维持了近十年的量化宽松政策，导致资产价格超出其内在价值，形成了大量的资产泡沫，过度金融化现象愈发严重。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各国上市公司总市值占GDP比重持续攀升。以美股为例，在2001年互联网泡沫的时候，美股上市公司总市值占GDP比重高达140%;在危机爆发时，该指标接近80%。截至2017年，该指标高达166%，已经超过互联网泡沫时期和金融危机爆发前后的数值。

货币的大量涌入也导致了新兴市场国家流动性泛滥。伴随量化宽松，大量美元以国际直接投资和债券股票投资等形式流入新兴市场国家，造成新兴市场国家经济过热、虚假繁荣的现象。除了股市出现资产泡沫，新兴经济体的住房价格也大幅攀升。以泰国和土耳其为例，2007～2018年，泰国住房价格指数从92.6上升到137.8，而土耳其新房价格指数则从100.5上升到182.3。新兴经济体自身金融市场结构并不完善，存在内生的金融脆弱性问题。由于缺少多层次的资本市场，这些国家市场深度有限，无法及时有效地应对外部冲击，导致货币超发、通胀飙升等问题出现，从而造成金融市场动荡。

美国开启“去监管”进程

国际金融危机后，国际社会致力于重塑并完善监管框架：G20成立了FSB作为全球金融稳定的宏观审慎监管国际组织，推动不同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和信息交换;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颁布并修订了《巴塞尔协议III》;欧盟设立了欧洲系统风险委员会;英国新增金融政策委员会，监控系统性风险等。

然而，2017年以来，美国率先踏上了“去监管”的道路。2017年6月，众议院通过《金融选择法案》提出撤销《沃尔克法则》，废除系统重要性银行的“生前遗嘱”; 2018年3月，众议院和参议院相继通过《促进经济增长、放松监管要求和保护消费者权益法案》;2018年5月2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签字立法，完成了对《多德—弗兰克法案》的修订。修订后的《多德—弗兰克法案》主要内容为：第一，把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认定标准从资产规模500亿美元提高至2500亿美元;第二，放松了对资产规模低于100亿美元银行的交易、放款和资本规定，资产低于门槛的银行将可免除压力测试和较为严苛的资本规定;第三，放松住房抵押贷款的监管要求。

美国金融监管的调整，将放宽对小型银行和社区银行的经营限制，减轻其监管负担，增加银行信贷投放动力，在短期将有利于加大对美国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但对于低于门槛银行免于压力测试并放松其进行自营交易的条款，会增加银行的高风险贷款和高风险投资产品，从长期来看导致潜在风险的累积。如何权衡“去监管”带来的收益和风险，是否会掀起全球“去监管”狂潮仍有待进一步观察。

发达经济体通胀持续处于低位

经典的经济学理论认为，适度通胀有利于缓解就业并促进经济增长。但2014年以来，全球主要经济体的通胀率持续低于央行设定的目标值，或呈现明显的走低趋势，与经济增长、就业的关系发生了明显偏离，有悖于危机后各国采取扩张政策提振经济的初衷。

人口老龄化、有效需求不足等问题导致的经济增长核心动力不足是造成低通胀的主要原因。持续的低通胀可能从两方面给全球经济增长带来不利影响：第一，部分经济体持续的低通胀可能会滑入通货紧缩。日本的实践表明，通货紧缩会抑制投资和消费的有效需求、降低金融系统资金配置效率，严重危害经济增长。在此进程中，央行对通货紧缩治理的有效性并不高，摆脱通货紧缩将是一个艰难的过程。第二，持续的低通胀会加剧经济增长的脆弱性。低通胀下，社会劳动工资水平降低，拉低了消费需求，引致了企业利润的下滑。第三，低通胀还限制了货币政策促进经济增长的效力。在低通胀下，部分国家或地区央行需要采取持续非常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但政策效果会受到“零约束”限制。这一过程持续时间过长无疑也会抑制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未来如何应对低通胀环境下的经济增长，成为主要经济体亟待思考和解决的课题。

(责任编辑 贾瑛瑛)